年近而立的希望工程和“他”的老朋友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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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正是因为与徐永光的结识,让我与希望工程结缘,希望工程也改变了我的人生,让我更了解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,更了解中国的国情。

  随后我和希望工程的接触是在1997年,当时做希望工程评估,我也是其中一员,之后我自己启动了一项专门的研究,研究希望工程,刚开始做希望工程的时候,被作为一个扶贫的专家。因为当时还认为希望工程是一个扶贫济困的项目,但我接触了之后,我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东西。我观察到希望工程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扶贫济困的项目,它关键让我感受到这是我们社会自己去定义社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,自己去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,而且自己行动起来,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,所以这是在社会领域中社会自主性的觉醒,社会力量的一种爆发。

  1986年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,那会我经常去山东、涞源,1990年年底,我在涞源看到了一个标语,“再穷不能穷教育,再苦不能苦孩子”。之后,我提交了一个报告,要用一年的时间跑遍全国的大山,拍出一组反应孩子渴望读书、老师辛勤耕耘的照片。在策划报告的时候,在王府井的一个黑板,我看到上面是3月5号的学雷锋日,写着“朋友,让我们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烟,少喝一杯酒,节约一元钱来帮助一个少年”,中国青基会宣。跟别人问了青基会的地址,我步行了一公里,爬上十楼,来到青基会办公室,我跟工作人员说我是摄影的,我要加入到你们当中,我需要一封介绍信,一个贫困地区的分布图。之后这位工作人员把徐永光请了过来,就这样,我认识了徐永光。我拿了70个胶卷,跑了12个省28个县,并带回了这组照片给他看,当时“大眼睛”是3个孩子,徐永光说女孩子更应该受到社会关注,最后把这张“大眼睛”定为标志性照片。

  1987年4月,广西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,贫困地区的教师为贫困土地上的下一代不再失学作出了巨大牺牲,戴红英老师的丈夫在中学教书,为了工作,她只好背着孩子上课。摄影/解海龙文字整理/张杰(1991——1993年)

  辞职后我觉得下海经商不自由,就想到了成立青少年发展基金会,为青少年发展向民间筹集资金。团中央为我们提供了10万块钱、一间办公室,我们操着一个乒乓球台,各办公室弄了一个椅子就开始工作,希望工程也是在这里诞生的。

 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访谈中,节目组把我和邱满囤放在一起进行访谈,而这个邱满囤是卖老鼠药的,节目里他介绍怎么抓老鼠,我介绍怎么做希望工程,我心里觉得这次访谈很成功,可结束后底下的大学生拥上去围着邱满囤签字拍照,没有来找我的,我说我做了一个希望工程,居然不如一个卖老鼠药的,这让我很受刺激。随后,我稍微调整了下,过去一定不要说徐永光什么的,一定说团中央青基会,别人并不知道你是谁,没有个体,一个成功的公益事业背后应该有一个成功的个人,要树立个性形象。

  1991年4月,湖北省宏安县七里坪镇周七家小学,一场春雨过后,教室一片泥泞,可孩子们仍在上课。摄影/解海龙

  在希望工程中做一个推车的民工1991年,我当时刚参加希望工程不久的时候,发给我的一个纪念品,是一个刻着希望工程徽章图案的石头,当时应该是所有的人都有,这样一块石头确实挺沉的,我在从1991年到现在,期间搬过4次家,我的办公室搬过7、8次,我始终带着它。这个石头给人一种力量感,我们心中有一些软弱的东西需要有一些坚强的东西和我们站在一起。因为这个石头的形象是双手托着日出,而就我们这一代参与公益的知识分子来说,希望工程也是我们心中的日出。在希望工程中像我们这些人,我一直有一个比喻,淮海战役打完以后陈毅元帅说过一句线万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”。我希望在希望工程中做一个这样的人,仗不是我们打的,冲锋陷阵的是正规的团队,完成这个事业的是几百万希望工程受助的学生,他们在时代不公平中,不去埋怨时代,而是用感恩的方式,来接受援助,他们才是真正的正规军,我们只是一个民工在边上推了一会车,挑了一点担子,仅此而已。

  1993年10月,云南省红河县虾喱村垤玛小学,校舍年久失修,随时有可能坍塌,孩子们只好露天上课。摄影/解海龙

  老友徐永光(希望工程创始人、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、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、基金会中心网名誉理事长):1992年,甘肃省渭源县聂家山小学,一场暴雨摧毁了教师,孩子们眼睁睁地盼着能有一间让他们上课的教室。摄影/解海龙

  1994年,香港《壹周刊》质疑希望工程资金存在问题,我曾经和《壹周刊》进行了6年的马拉松官司。当时,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样的非盈利慈善机构去告一个媒体,首要的风险就是要花钱,如果官司败诉,我不只要面对身败名裂,还将赔偿2000万元。面对对方律师向我提出的100多个问题,在8个小时里我100%都对峙回去。之后我拒绝了对方提出的和解撤诉赔偿,因为在我的心里,希望工程的荣誉、清白,比我的生命更重要。

  当年我参与希望工程的时候,全国有400万非常不幸的失学儿童,我也非常“不幸”,我跟徐永光是温州老乡,所以他就拉着我参与到希望工程来。当时我并不了解希望工程,徐永光就让我去太行山看一看,当我从那里回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《一项工程和四百万失学儿童》。从此以后,我迈出双脚,走进太行山、沂蒙山、西部高原等, 1992年出版《托起明天的太阳——希望工程纪实》。当时,基金会给我的感觉是基金会的同志们每天讲的、想的都是希望工程,一到了青基会,就是到了希望工程,虽然希望工程搞得好,但这些人在生活上智力不高,包括徐永光。当年,我写的《托起明天的太阳——希望工程纪实》要在香港出版,我和徐永光到了香港,在那里呆了七天,在收拾回程行李的时候,我们发现徐永光给他儿子买的鞋是一顺的,拿错了。我说这怎么办,要不算了,他说不行,明天要回去,今晚就要换了。我俩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,到了店里跟售货员说你把鞋拿错了,售货员说,我正要找你呢,你把我鞋拿走了我这双怎么卖?

  与希望工程的结缘在1991年,青基会要做希望工程全国百场巡回义演,第一场在山东济南演出的效果不好,经人推荐把我介绍给了徐永光,让我来接手希望工程的义演,当时对希望工程不太了解,到了基金会才真正了解希望工程,半年的时间组织演出、协调广告、捐款等一系列问题,历经千辛万苦,最后以69场义演告终。这么多场演出没有出现任何问题,每一场演出都非常成功,我认为在成功的背后,是每场晚会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,每一场晚会,都是线月,河北省新县八里畈乡王里河小学的学生,生活十分艰苦,孩子们仍在认真读书。摄影/解海龙